第一节 美女背后
他长得平常，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有点儿丑』，但是我觉得他比唱『我很丑可我很温柔』的赵传要好看许多。M。cDXs。CC他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踏实感。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相貌的人就无论如何算不得丑人。
李文宏是我一直想写的摄影家，并不是因为他每年要在全国各类期刊发表二百个以上的封面人物摄影，从而使他自身也成为“美女背后的新闻人物”，也不是因为他那开着吉普车四海为家的流浪经历。我一直想写他是因为我从没见过有人像他那么自卑又那么自傲；像他那么一但离开城市就无法生存下去，却又随时随地想要逃离城市；他一方面大谈“艺术为迎合生存而毫无意义”，一方面又在拍商业大于艺术的美仑美奐的女性题材的照片。他内心撕裂，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从事与艺术有关的职业的人的通病。在我看来，艺术就好比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拍下照片，只有门类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冲动一直激励着我想写点什么。为《艺术家》写稿我一定是要有冲动才写的。这不仅是对一本杂志的尊重，也是对艺术本身的尊重。
他家住在老城区，我坐电车就可以到达。午后的日头像是也有些睡倦，发着黄白的颜色，远远地躲着人群，缩成又淡又模糊的一团。电车的玻璃被人擦得很干净，沿路的街市和行人看得一清二楚。还有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枯树，枝枝丫丫每一笔都是活的，像是用毛笔描出来的，着墨是黑的，点是点折是折。电车走得很慢，路边书摊上卖的什么书，只屑瞄一眼就可看得一清二楚。一想到那些杂志封面上的照片有很多都是出自李文宏的手，我眼前顿时有一个看不见的快门噼啦乱闪。
李文宏家住的那条胡同口有很大的三个字是用墨笔直接写在墙上的家常菜，然后有一个拐来拐去的箭头。我想象着在巷子深处一定有一家又朴实又耐人寻味的老北京菜馆。不知为什么老北京菜馆大都起着朴素极了的名字，不像川菜那么张扬，更不像粤菜那么耸人听闻，有很多菜馆直接就叫“家常菜”，而且是座落在胡同深处的，大有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姿态。就在几天前有朋友和我深夜寻访，为吃一口地道的北京菜在大风中疾走，最后拐入一条漆黑的小胡同。可惜我们到得晚了些，店家抱歉地说刚刚灭火，并叫跑堂的再去后面查看一下，说如没灭火他一定叫人给我们做。说得我们几个心里热呼呼的。饭虽然没吃成，可情已经领了。后来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京味菜馆，店名就叫“家常菜”。店里有老北京特色的五花坡璃隔墙，四壁挂着“兄弟有缘”的细纹竹帘，还有那憨朴笨拙的木头板凳和本本份份的方桌，无不反映着老北京人安稳平和的处事心态。m。cDxS。cC我后来想起李文宏为人处事态度，便是老北京这种朴质圆融人生观潜移默化地熏陶出来的。
走在去李文宏家那条胡同里我仍想起那晚的热菜。最最喜欢的是一道波菜粉丝，说起来也不怕叫人笑掉大牙，因为那是一道真真正正的家常菜，但自己在家妙就炒不出那种又干又素清爽的味道来。
我终于按照写在手心上的门牌号码找到他家，一座十足的老北京院落，院子里有树，还有晾晒的衣物。本以为他的摄影室该是如何如何地现代派的，却没想到是如此这般在古朴。我在门槛前解鞋带换掉我笨笨的方跟皮鞔子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就要走到一幅画里去了。
李文宏坚持我带着靴子到屋里换，“要不呆会儿出来的时候脚冷”。那种老北京式的关切语气，仅一句话就足够了。我还是在外面换了鞋，然后走进他的摄影室。
室内的光线有点暗，墙布是深蓝色的，上有古铜色的花纹。使我惊讶的是这些墙竟是用真的布贴上去的，大约用了一匹布左右。房子是座东朝西的，南墙上大约开有一扇窗，但已被一整幅遮天蔽日的大窗帘挡起来。也许摄影室里需要这种幽幽暗暗的光线，在这种光线下谈话，仿佛是在秘谈，句句话都藏有玄机似的。四壁上挂满李文宏的作品，幽幽地满墙壁都是眼睛。
李文宏长的是那种一看就是老实人的样儿，他梳着凌乱的、没状的自由式发型，喜欢穿七长八短的衣服，衬衫往往从外套下边探出头来，弄得里三层外三层，大老远跟他打招呼一定不会认错人。他的脸是一张憨厚的很大很大的脸，眼睛是小的，尽管有些他在少数民族地区拍的照片上，他极力睁大他的小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镜头，可我还是无法把他描述成浓眉大眼国字四方脸，像评书里的英雄好汉形象。
他长得很平常，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有点儿丑”，但是我觉得他比唱“我很丑可我很温柔”的赵传要好看许多。他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踏实感。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相貌的人就无论如何算不得丑人。
下面是一段文宏的自白，我把它一五一十地抄录下来，一宇不改。
“我于63年出生于北京，自由摄影师。就像每个人都要有事情做一样。为杂志社拍封面就是我的职业。如果将生命比做一条大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在大河上飘泊总得有条船。生存的欲望是我的本能，同时职业使我有机会去欣赏那些美好，同时体验快乐。M。cDXs。CC生活的无奈和与之相伴的不如意，我无力改变它，自知是个平庸者，又不自量力地拥有那么多欲望，所以不敢谈功名，只愿拥有真实的自己和快乐。因为穷我寻找快乐，因为快乐我会更穷。”
这是李文宏在某一年的二月十一日深夜写下的一段话，没有标明年份，也许这些年来他的想法一直就是这样，从来就没有变过。
李文宏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他对于自己的长途旅行似乎没有什么计划性，一但手头有了钱，有了时间，他便整理好他那超重的行囊准备上路，时间也许是在大年三十，也许是在正月初一。因为他每次上路总是要带上那些贵重且份量也不轻的摄影器材，这就使得他出门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只带一两件换洗的内衣就够了。他自称是个“穷人”，他从事了八年摄影，像机为两台尼康，一台哈斯中型机，其设备价值十五万元，共拍过2400个卷，合作模特400人。他怎么能算“穷人”？他要硬说自己是“穷人”的话，那我们这些靠写东西过日子的人只能算做“要饭的”了。
去年冬天李文宏在大年初二早晨出发，开车去了陕北。
车是从车行里租来的吉普车，结实，耐劳，适合长途越野的那种。李文宏十年前就有驾驶执照了，并不是在这两年学车热潮中赶的时髦。他那时学车的目的很单纯。家里人说你毕业了，总得学样手艺养活自己吧。于是他就去学开车了，想着等学成以后就去开出租车挣钱。那时他已迷上摄影，但爱好是不能当饭吃的。
李文宏开车上路的时候已经记不清他这是第几次上陕北了。北京连续几个冬天都没下雪，道路前方阴霾的云朵越积越厚，已经压到树梢上来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说不定在他出门在外这段日子北京会下雪呢。他无法从一而终地呆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城市里呆久了他会感觉自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他忍不住总想往外跑。八年来他到过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比较喜欢的地方有西北，陕北，陕南，新疆，西藏和内蒙。
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有一回是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车去新疆，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打零工的外乡人正着赶回家过年。身后是灯火通明的北京城，那一年的爆竹声响了一整夜。那是北京城里最后一次允许放鞭炮了，有最后的绝响的意思。北京人把积蓄了一年的心情都化做惊天动地的声响，同时又祈盼来年一切顺利。家里人这会儿一定在围着炉火包饺子呢。一想到家里人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李文宏心里便升起一种负疚感。母亲总是问他有女朋友了没有？小妹动不动就说“问问我哥啥时结婚”。大家都以为像他这样泡在漂亮女人堆里的职业，女朋友一定是少不了。可他至今仍单身一人，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有一回是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车去新疆，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打零工的外乡人正着赶回家过年。身后是灯火通明的北京城，那一年的爆竹声响了一整夜。那是北京城里最后一次允许放鞭炮了，有最后的绝响的意思。北京人把积蓄了一年的心情都化做惊天动地的声响，同时又祈盼来年一切顺利。家里人这会儿一定在围着炉火包饺子呢。一想到家里人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李文宏心里便升起一种负疚感。母亲总是问他有女朋友了没有？小妹动不动就说“问问我哥啥时结婚”。大家都以为像他这样泡在漂亮女人堆里的职业，女朋友一定是少不了。可他至今仍单身一人，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我不是不想结婚。可我目前这种样子，整天漂泊不定的，我不能害人家呀。”他说。
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独自一个人在旷野上开着车，“在路上”也许就是流浪的全部意义。他说他这种向往自然的心态是源于儿时的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说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很童真，另外还有《南泥湾》和《达板城的姑娘》两首歌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竟然真的按图索到新疆去寻找歌里的“达板城”。走了很远的路，看了很多的地方，然而目的地达板城却是令他有些失望。万木凋零，孤零零的一座小城，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歌声。
也有使他十分动情的旅行。那是去年他去安塞，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老乡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每天缠着他讲故事，听他唱北京带来的新歌。他们也唱歌给他听，都是些哀婉凄厉的调子。油灯黄黄的灯光把那些哀婉的曲子映在墙上，弓形的人影若隐若现。这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在任何恶劣的生存条件下都灭不了的民族。也许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东西。
当地老乡都是一些淳朴善良的人。李文宏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他在老乡家住一夜给他们十块钱，吃一顿给五块。他们待他像亲人一样，一点也不见外，像信任自己家里人一样信任他。要是在北京谁家也不可能收留一个大年夜在外流浪的男人的，谁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呢？可当地老乡可从来就没怀疑过他什么，他们的思想单纯得像个孩子，没有那么多绕来绕去的想法。
从安塞老乡家走的那一天，老乡家老老少少全都舍不得他走，那个小女孩拉着他的手直哭。李文宏的吉普车开出很远了，回过头来仍能看到那几个老乡站在黄土地尽头被天与地压缩成很小的几个黑点的身影。
李文宏有时也随剧组去外地。
剧组是各色各样的，有连续剧的草台班子，也有比较正电影剧组。都是朋友们喊他去的，一方面帮他们拍些做宣传用的剧照，一方面还可以小规模地参与一下，演些“匪兵甲”、“匪兵乙”之类的角色，过一把演戏的瘾。李文宏在电影里曾经扮演过“卖假药的”角色，据说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颇像个职业骗子呢。
李文宏天生是那种淡泊名利的人，不喜欢把一些事情看得很功利，喜欢顺其自然。他以前曾经交过一个女友，那女孩其实也是为他好，一个劲地鼓动他去参加摄影界的这赛那赛，把摄影搞成很俗气的一种争名夺利的工具。李文宏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俩人渐渐生出许多矛盾，关系也就一天天地远了。
“自卑出于艺术。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如果模特太漂亮了对我会有种压抑。有回给刘亚美、彭丽她们拍长城风雨衣的广告，她们身上那种冷艳的东西让我觉着室内的温度都要下降了。还有陈皓也是极冷的。”
李文宏每拍一个片子都要有一个兴奋点，他说摄影师“没有技术上的差别，只有品味上的”，我想，理解了这句话，就能够理解李文宏的摄影作品了。
李文宏说，“女人给了我很多。”为了拍好女性人物肖像，他阅读了大量女作家写的小说，被我戏称为“女读者”。我一进门就看到他书桌上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另一本是王安忆自选集六本中的一本：散文卷《漂泊的语言》。
读书使得李文宏拍出的照片有了丰厚的底蕴和相当特殊的气质。摄影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在摄影师按下快门那一刹那，一节语言都尽在其中了。作品《黑与白》，构图简单利索，线条像一气呵成一笔画下来似的那么流畅洒脱，人物形态充满动感，衣服上的皱褶丝丝可见，仿佛能听到那个女人扭动身躯在画面上走来走去时衣服上发出的窸窣声。那双眼睛也是传神动人的，十分自信地逼视着你，仿佛不是你在照片外面注视着她，而是她在一个什么地方目光烁烁地紧盯着你。整张照片用气平和，不急不躁不过火，好像小说里的平稳叙述，语气很淡，却淡得有劲，一句紧咬一句，这反倒比满篇惊叹号来得更有力。
李文宏说他不喜欢拍名女人。在外地拍片的时候他经常当街拦模特，“一般都成，因为我这对她也是一种恭维。”说完他就笑了，好像说错什么话了似的。
《围红围巾的女人》是我在最近的一本杂志上偶然看到的一幅李文宏的作品。作品的叙事味道很浓，那大块色彩的通天及地的红，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暖意，模特处于中心位置的浓红的嘴唇与大积的外围的红交相呼应，仿佛在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她家里怎么啦，妈妈怎么怎么，妹妹怎么怎么，还是她的男朋友前几天惹她生气，她现在使小性子似地偏着头，紧抿着嘴。但只这一刹那就什么都过去了，她并不真生谁的气，她又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了……
时间能够磨合一切。美女背后的李文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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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宏是我一直想写的摄影家，并不是因为他每年要在全国各类期刊发表二百个以上的封面人物摄影，从而使他自身也成为“美女背后的新闻人物”，也不是因为他那开着吉普车四海为家的流浪经历。我一直想写他是因为我从没见过有人像他那么自卑又那么自傲；像他那么一但离开城市就无法生存下去，却又随时随地想要逃离城市；他一方面大谈“艺术为迎合生存而毫无意义”，一方面又在拍商业大于艺术的美仑美奐的女性题材的照片。他内心撕裂，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从事与艺术有关的职业的人的通病。在我看来，艺术就好比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拍下照片，只有门类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冲动一直激励着我想写点什么。为《艺术家》写稿我一定是要有冲动才写的。这不仅是对一本杂志的尊重，也是对艺术本身的尊重。
他家住在老城区，我坐电车就可以到达。午后的日头像是也有些睡倦，发着黄白的颜色，远远地躲着人群，缩成又淡又模糊的一团。电车的玻璃被人擦得很干净，沿路的街市和行人看得一清二楚。还有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枯树，枝枝丫丫每一笔都是活的，像是用毛笔描出来的，着墨是黑的，点是点折是折。电车走得很慢，路边书摊上卖的什么书，只屑瞄一眼就可看得一清二楚。一想到那些杂志封面上的照片有很多都是出自李文宏的手，我眼前顿时有一个看不见的快门噼啦乱闪。
李文宏家住的那条胡同口有很大的三个字是用墨笔直接写在墙上的家常菜，然后有一个拐来拐去的箭头。我想象着在巷子深处一定有一家又朴实又耐人寻味的老北京菜馆。不知为什么老北京菜馆大都起着朴素极了的名字，不像川菜那么张扬，更不像粤菜那么耸人听闻，有很多菜馆直接就叫“家常菜”，而且是座落在胡同深处的，大有酒好不怕巷子深的姿态。就在几天前有朋友和我深夜寻访，为吃一口地道的北京菜在大风中疾走，最后拐入一条漆黑的小胡同。可惜我们到得晚了些，店家抱歉地说刚刚灭火，并叫跑堂的再去后面查看一下，说如没灭火他一定叫人给我们做。说得我们几个心里热呼呼的。饭虽然没吃成，可情已经领了。后来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京味菜馆，店名就叫“家常菜”。店里有老北京特色的五花坡璃隔墙，四壁挂着“兄弟有缘”的细纹竹帘，还有那憨朴笨拙的木头板凳和本本份份的方桌，无不反映着老北京人安稳平和的处事心态。m。cDxS。cC我后来想起李文宏为人处事态度，便是老北京这种朴质圆融人生观潜移默化地熏陶出来的。
走在去李文宏家那条胡同里我仍想起那晚的热菜。最最喜欢的是一道波菜粉丝，说起来也不怕叫人笑掉大牙，因为那是一道真真正正的家常菜，但自己在家妙就炒不出那种又干又素清爽的味道来。
我终于按照写在手心上的门牌号码找到他家，一座十足的老北京院落，院子里有树，还有晾晒的衣物。本以为他的摄影室该是如何如何地现代派的，却没想到是如此这般在古朴。我在门槛前解鞋带换掉我笨笨的方跟皮鞔子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就要走到一幅画里去了。
李文宏坚持我带着靴子到屋里换，“要不呆会儿出来的时候脚冷”。那种老北京式的关切语气，仅一句话就足够了。我还是在外面换了鞋，然后走进他的摄影室。
室内的光线有点暗，墙布是深蓝色的，上有古铜色的花纹。使我惊讶的是这些墙竟是用真的布贴上去的，大约用了一匹布左右。房子是座东朝西的，南墙上大约开有一扇窗，但已被一整幅遮天蔽日的大窗帘挡起来。也许摄影室里需要这种幽幽暗暗的光线，在这种光线下谈话，仿佛是在秘谈，句句话都藏有玄机似的。四壁上挂满李文宏的作品，幽幽地满墙壁都是眼睛。
李文宏长的是那种一看就是老实人的样儿，他梳着凌乱的、没状的自由式发型，喜欢穿七长八短的衣服，衬衫往往从外套下边探出头来，弄得里三层外三层，大老远跟他打招呼一定不会认错人。他的脸是一张憨厚的很大很大的脸，眼睛是小的，尽管有些他在少数民族地区拍的照片上，他极力睁大他的小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镜头，可我还是无法把他描述成浓眉大眼国字四方脸，像评书里的英雄好汉形象。
他长得很平常，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有点儿丑”，但是我觉得他比唱“我很丑可我很温柔”的赵传要好看许多。他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踏实感。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相貌的人就无论如何算不得丑人。
下面是一段文宏的自白，我把它一五一十地抄录下来，一宇不改。
“我于63年出生于北京，自由摄影师。就像每个人都要有事情做一样。为杂志社拍封面就是我的职业。如果将生命比做一条大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在大河上飘泊总得有条船。生存的欲望是我的本能，同时职业使我有机会去欣赏那些美好，同时体验快乐。M。cDXs。CC生活的无奈和与之相伴的不如意，我无力改变它，自知是个平庸者，又不自量力地拥有那么多欲望，所以不敢谈功名，只愿拥有真实的自己和快乐。因为穷我寻找快乐，因为快乐我会更穷。”
这是李文宏在某一年的二月十一日深夜写下的一段话，没有标明年份，也许这些年来他的想法一直就是这样，从来就没有变过。
李文宏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他对于自己的长途旅行似乎没有什么计划性，一但手头有了钱，有了时间，他便整理好他那超重的行囊准备上路，时间也许是在大年三十，也许是在正月初一。因为他每次上路总是要带上那些贵重且份量也不轻的摄影器材，这就使得他出门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只带一两件换洗的内衣就够了。他自称是个“穷人”，他从事了八年摄影，像机为两台尼康，一台哈斯中型机，其设备价值十五万元，共拍过2400个卷，合作模特400人。他怎么能算“穷人”？他要硬说自己是“穷人”的话，那我们这些靠写东西过日子的人只能算做“要饭的”了。
去年冬天李文宏在大年初二早晨出发，开车去了陕北。
车是从车行里租来的吉普车，结实，耐劳，适合长途越野的那种。李文宏十年前就有驾驶执照了，并不是在这两年学车热潮中赶的时髦。他那时学车的目的很单纯。家里人说你毕业了，总得学样手艺养活自己吧。于是他就去学开车了，想着等学成以后就去开出租车挣钱。那时他已迷上摄影，但爱好是不能当饭吃的。
李文宏开车上路的时候已经记不清他这是第几次上陕北了。北京连续几个冬天都没下雪，道路前方阴霾的云朵越积越厚，已经压到树梢上来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说不定在他出门在外这段日子北京会下雪呢。他无法从一而终地呆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城市里呆久了他会感觉自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他忍不住总想往外跑。八年来他到过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比较喜欢的地方有西北，陕北，陕南，新疆，西藏和内蒙。
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有一回是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车去新疆，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打零工的外乡人正着赶回家过年。身后是灯火通明的北京城，那一年的爆竹声响了一整夜。那是北京城里最后一次允许放鞭炮了，有最后的绝响的意思。北京人把积蓄了一年的心情都化做惊天动地的声响，同时又祈盼来年一切顺利。家里人这会儿一定在围着炉火包饺子呢。一想到家里人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李文宏心里便升起一种负疚感。母亲总是问他有女朋友了没有？小妹动不动就说“问问我哥啥时结婚”。大家都以为像他这样泡在漂亮女人堆里的职业，女朋友一定是少不了。可他至今仍单身一人，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有一回是大年三十晚上坐火车去新疆，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打零工的外乡人正着赶回家过年。身后是灯火通明的北京城，那一年的爆竹声响了一整夜。那是北京城里最后一次允许放鞭炮了，有最后的绝响的意思。北京人把积蓄了一年的心情都化做惊天动地的声响，同时又祈盼来年一切顺利。家里人这会儿一定在围着炉火包饺子呢。一想到家里人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李文宏心里便升起一种负疚感。母亲总是问他有女朋友了没有？小妹动不动就说“问问我哥啥时结婚”。大家都以为像他这样泡在漂亮女人堆里的职业，女朋友一定是少不了。可他至今仍单身一人，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我不是不想结婚。可我目前这种样子，整天漂泊不定的，我不能害人家呀。”他说。
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独自一个人在旷野上开着车，“在路上”也许就是流浪的全部意义。他说他这种向往自然的心态是源于儿时的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说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很童真，另外还有《南泥湾》和《达板城的姑娘》两首歌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竟然真的按图索到新疆去寻找歌里的“达板城”。走了很远的路，看了很多的地方，然而目的地达板城却是令他有些失望。万木凋零，孤零零的一座小城，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歌声。
也有使他十分动情的旅行。那是去年他去安塞，住在一个老乡家里。老乡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每天缠着他讲故事，听他唱北京带来的新歌。他们也唱歌给他听，都是些哀婉凄厉的调子。油灯黄黄的灯光把那些哀婉的曲子映在墙上，弓形的人影若隐若现。这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在任何恶劣的生存条件下都灭不了的民族。也许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东西。
当地老乡都是一些淳朴善良的人。李文宏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他在老乡家住一夜给他们十块钱，吃一顿给五块。他们待他像亲人一样，一点也不见外，像信任自己家里人一样信任他。要是在北京谁家也不可能收留一个大年夜在外流浪的男人的，谁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呢？可当地老乡可从来就没怀疑过他什么，他们的思想单纯得像个孩子，没有那么多绕来绕去的想法。
从安塞老乡家走的那一天，老乡家老老少少全都舍不得他走，那个小女孩拉着他的手直哭。李文宏的吉普车开出很远了，回过头来仍能看到那几个老乡站在黄土地尽头被天与地压缩成很小的几个黑点的身影。
李文宏有时也随剧组去外地。
剧组是各色各样的，有连续剧的草台班子，也有比较正电影剧组。都是朋友们喊他去的，一方面帮他们拍些做宣传用的剧照，一方面还可以小规模地参与一下，演些“匪兵甲”、“匪兵乙”之类的角色，过一把演戏的瘾。李文宏在电影里曾经扮演过“卖假药的”角色，据说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颇像个职业骗子呢。
李文宏天生是那种淡泊名利的人，不喜欢把一些事情看得很功利，喜欢顺其自然。他以前曾经交过一个女友，那女孩其实也是为他好，一个劲地鼓动他去参加摄影界的这赛那赛，把摄影搞成很俗气的一种争名夺利的工具。李文宏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俩人渐渐生出许多矛盾，关系也就一天天地远了。
“自卑出于艺术。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如果模特太漂亮了对我会有种压抑。有回给刘亚美、彭丽她们拍长城风雨衣的广告，她们身上那种冷艳的东西让我觉着室内的温度都要下降了。还有陈皓也是极冷的。”
李文宏每拍一个片子都要有一个兴奋点，他说摄影师“没有技术上的差别，只有品味上的”，我想，理解了这句话，就能够理解李文宏的摄影作品了。
李文宏说，“女人给了我很多。”为了拍好女性人物肖像，他阅读了大量女作家写的小说，被我戏称为“女读者”。我一进门就看到他书桌上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另一本是王安忆自选集六本中的一本：散文卷《漂泊的语言》。
读书使得李文宏拍出的照片有了丰厚的底蕴和相当特殊的气质。摄影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在摄影师按下快门那一刹那，一节语言都尽在其中了。作品《黑与白》，构图简单利索，线条像一气呵成一笔画下来似的那么流畅洒脱，人物形态充满动感，衣服上的皱褶丝丝可见，仿佛能听到那个女人扭动身躯在画面上走来走去时衣服上发出的窸窣声。那双眼睛也是传神动人的，十分自信地逼视着你，仿佛不是你在照片外面注视着她，而是她在一个什么地方目光烁烁地紧盯着你。整张照片用气平和，不急不躁不过火，好像小说里的平稳叙述，语气很淡，却淡得有劲，一句紧咬一句，这反倒比满篇惊叹号来得更有力。
李文宏说他不喜欢拍名女人。在外地拍片的时候他经常当街拦模特，“一般都成，因为我这对她也是一种恭维。”说完他就笑了，好像说错什么话了似的。
《围红围巾的女人》是我在最近的一本杂志上偶然看到的一幅李文宏的作品。作品的叙事味道很浓，那大块色彩的通天及地的红，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暖意，模特处于中心位置的浓红的嘴唇与大积的外围的红交相呼应，仿佛在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她家里怎么啦，妈妈怎么怎么，妹妹怎么怎么，还是她的男朋友前几天惹她生气，她现在使小性子似地偏着头，紧抿着嘴。但只这一刹那就什么都过去了，她并不真生谁的气，她又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了……
时间能够磨合一切。美女背后的李文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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